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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方协守之时，察哈尔蒙军将内喀尔喀的妇女给强奸了，双方一番内讧之后，内喀尔喀就撤出黄泥洼跑了。

    到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再次攻打广宁的时候，黄泥洼就只剩下一万察哈尔兵，努尔哈赤在用反间计招降孙得功之后，趁着王化贞与熊廷弼经抚不和，以优势兵力攻占了西平堡，广宁就此不战而下。

    所以袁崇焕之前很能理解毛文龙一心想要援救王化贞的心情。

    因为从毛文龙的视角来看，广宁丢了确实是各方势力综合纠缠的结果。

    明廷大方向上的政策方针出了毛病，负责实际操作的王化贞就跟当时一直被唐玄宗催战的哥舒翰一样冤枉。

    王喇嘛这时又道，“虽然广宁丢了，但是陛下依然没有放弃与蒙古结盟的意愿，所以我才说蒙古是个好借口么，林丹汗即使再离谱，我军与其一起联合抗金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只要这个方向不变，蒙古永远都可以作为一个处理突发事件的意外理由。”

    王喇嘛的这句话当然是冲着袁崇焕讲的。

    袁崇焕挺能理解他，搞外交关系的面对一群“皇汉”的确容易口不对心。

    以天启六年的局势而言，明廷早就当不了儒家理想中那个能被四方蛮夷八方来朝的“大爹”了。

    不能当“大爹”却偏偏想当“大爹”，那就只能拿出真金白银的好处让人认“大爹”。

    努尔哈赤就精得很，明明能当“大爹”，却非要反过来当女婿、当儿子，实际得到了好处，便宁愿口头上吃亏，反正这种口头上的亏他已经吃了一辈子了，不差最后这几年。

    明廷舍不下这脸面，死要面子活受罪，那就压根不是一两个经抚大臣能改变得了的。

    因为“皇汉”的这点“喜欢给别人当大爹”的刁钻毛病是全大明的，不是他袁崇焕一个人的。

    王喇嘛的意思是，既然好处都给出去了，那现在有事让这个名义上的“好大儿”背一下锅，似乎也并不过分。

    于是袁崇焕顺势点了点头，他知道“随地大小爹”的“皇汉”病改起来太难，而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救下觉华岛军民，“好，此事既然不会影响到与蒙古的外交，那就按你的说法去办罢。”

    在决定用蒙古作为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宁远城中的借口之后的两天，袁崇焕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就这件事给天启皇帝上份奏疏。

    按照道理来说，他是该写奏疏的。

    天启六年不是崇祯末年，军政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袁崇焕作为辽东按察使，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就是公检法一把抓，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过了封疆大吏的门槛。

    像这种军事上的部署调整，他是应该向天启皇帝上疏报告的。

    但是袁崇焕又有点儿担心，因为这份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没有袁崇焕竭力回撤觉华岛军民这回事，他预判不了这份奏疏呈递上去之后的后果。

    尤其在明末辽东，明朝方面的邸报和奏疏是并不保密的。

    譬如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能如此顺遂地做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因为李永芳用每月一百两的价格买通了辽东的提塘官刘保父子，使其每月传送邸报和军情，因此那时明军还未出发，努尔哈赤已对杨镐的三路布置了如指掌。

    虽然天启皇帝后来将刘保父子凌迟处死了，但是明军方面的军情仍然无法做到绝对保密。

    金国能获取大明情报的渠道太多了，蒙古人、朝鲜人、归降金国的汉人俘虏、有胆子与虎谋皮的山西晋商，甚至毛文龙的东江镇，历史上也出了好几个在明清两国之间频繁游走的“双面间谍”。

    倘或努尔哈赤在战前就获得了袁崇焕要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宁远城的消息，他肯定不会再分兵去转攻觉华岛。

    因为从战略上来讲，宁远城与觉华岛互成犄角之势。

    如果要攻占觉华岛，就必须先攻下宁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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